陶渊明诗文中的园林思想——基于园林建造视角下的“园田居”特征分析
摘要：陶渊明归隐后，栖居于“园田居”，用琴书、诗酒、菊柳以及躬耕生活等，精心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田园世界，进而开辟出一种全新的园林类型——田园式园林。陶渊明以自然适性作为园林建造的总体思想，以自由和谐作为园林建造的总体布局理念，将园林作为精神上安贫守志的理想之所，生活中超脱世俗的理想家园。陶渊明本无意于园林，非园林理论家，却在现实生活中化山水为田园，用田园理想赋予了园林诗意的温暖，经营出一个为后世所仰慕的“园田居”，可谓造园之实践高手。“园田居”是陶渊明在现实生活中经营的园林居所，而“桃花源”则是其寄托理想之虚拟世界，二者共同构成了陶渊明“田园式”的园林思想。
关键词：陶渊明；园田居；园林文学；园林思想；田园式园林
作者：胡武生，苏州市职业大学
中国古典园林将建筑、花草、树木等与自然的山水、地貌结合，力求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转折时期，随着玄学兴起，自然山水成为独立审美对象，文人的园林思想转向了崇尚自然、追求雅趣。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田园式园林思想尽管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却深深地契合了唐以后文人士大夫的内心情结，且融入居游合一、栖息心灵的山水园林设计追求。研究中国古典园林思想，陶渊明是无法绕过的一个人物。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41岁的陶渊明弃彭泽令而归隐，“因事顺心”，一路上抑制不住内心之狂喜，“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1]160-161从此，陶渊明栖身心于田园，用琴书、诗酒、菊柳以及躬耕生活，精心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园田居”世界，将枯槁落后的传统农村改造成灵魂憩居的精神家园，在中国文学史上，变朴拙的农事诗为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诗，农村的文学面貌和文学形象从此一变。
“园田居”是陶渊明寄迹托身之所、心灵幽栖之地，亦是其田园文学的描写对象与物质载体。陶渊明屡以“田园”“园田”称其旧居，显然是有意于田园世界之构建的。而他在精心构建其田园世界之余，不经意间，也为后世营造了一座迥异于帝王宫苑、世家大族园墅的别样园林。这座园林，没有帝王宫苑之煊赫威严，亦无世家大族园墅的豪华奢靡，甚至也有别于一般隐士山林野墅之偏僻荒寒。袁行霈先生称：“陶渊明不像那些阔绰的士族，他不可能建造广大的园林，但他是真正能体会山水之美的。”[2]陶渊明化山水为田园，用田园理想赋予了园林诗意的温暖，进而开辟出一种全新的园林类型——田园式园林，其背后蕴含着陶渊明独特的园林思想。
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以自然适性作为园林建造的总体指导思想
陶渊明生活于“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之魏晋时期，贵族豪门不务实事，惟尚空谈，往往为求虚名而矫揉造作、掩过饰非，甚至不惜违反人性、背谬常理。陶渊明生来便与时风相背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显得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当他一旦出仕为官，便觉心为形所役，浑身感到不自在，“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挣扎于仕与隐、出与处之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以陶渊明的赤子之心，其最终之归隐田园可谓必然的选择：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40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1]160
以上两段文字可谓作者之自吐款曲，将其归隐前后的思想、情状及心路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不慕荣利、追求自然、回归自我的本性亦展露无遗。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率性而为、有着自然本性的陶渊明将会怎样经营其“将芜”的“田园”呢？园如其人，陶渊明“园田居”的第一个特征，便是自然适性。“园田居”整体布局呈自然状态，无需大兴土木，不必广厦华堂，容身适性而已。陶渊明称：“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其“园田居”虽为蓬户瓮牖，却也并非远绝人寰，独处深山，而是“结庐在人境”，位于庐山脚下一处普通的乡村之间，无甚特别之处。陶渊明描写“园田居”最直观的文字，是这样四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方宅十余亩”当指其宅基地，包括房屋、园子、菜圃及空闲土地等，“十余亩”的弹性较大，言外之意就是那一片地，并不必确定有多大。“草屋八九间”言房屋之简陋与数量，亦寓无刻意经营修葺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两句，言堂前屋后所种树木，因榆、柳长得高大，故种于屋后以遮阴，桃、李植于门前，因其花美，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其实可果腹。他又称“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蜡日》），即门前相对植有梅花和柳树。陶渊明称：“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饮酒二十首》其十五），“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可见，周植的树木不事修剪（亦无需修剪），已然荒芜，通往其家的小路尤其如此，径旁松树、菊花等惟自然生长而已。
陶渊明还提到，其房屋周围有一些园子：“东园”“西园”“南圃”“北园”，如其“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二十首》其八）、“流目视西园，烨烨荣紫葵”（《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咏贫士七首》其二）诸诗所提到的，这些园子当是自然散落于其宅四面的。其中，最有名的当是“东园”，因为作者曾在此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仅此一句，已令菊花属陶，东篱喻隐。而此句还透露信息，陶渊明所谓“园”者，不过篱笆编就，远非一般想象中之园林。除了菊，柳亦因陶渊明而出名，因其自号曰“五柳先生”：“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屡以自然之口吻称呼其旧居，并无刻意命名之意。旧居之正式名字，其实只有三个，即“园田居”（见《归园田居》）、“田舍”（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和“西庐”（《和刘柴桑》：“良辰入奇怀，挚杖还西庐”），但显然也只是就居处位置或方位而顺便取名的，并未刻意求取名字。而所谓“南村”（《移居二首》其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南里”（《与殷晋安别》：“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上京”（《还旧居》：“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则只是所在村庄的名字，意谓建于“南村”“南里”“上京”的房子。更多情况下，他是随性称呼其旧居的，如“旧居”（《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幽居”（《答庞参军》：“岂无他好，乐是幽居”）、“闲居”（《饮酒二十首》其十：“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贫居”（《饮酒二十首》其十五：“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穷居”（《酬刘柴桑》：“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草庐”（《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弊庐”（《移居二首》其一：“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陶渊明连给自己的居处取名都随意而适性。
陶渊明的“园田居”大抵如此，不过是“方宅”“草屋”“东篱”以及一些寻常树木、普通小鸟等编织成的一片自由天地而已，朴素、真实、亲切、温暖，甚至连名字也随情任性，却正与其崇尚自然的本性一致。陶渊明这种自然适性的园林建造思想为后世文人所普遍采用。如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履道里所建宅园，“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3]4355（《池上篇》）。司马光独乐园以田为园，广不过二十亩。明代园林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4]51为追求之至高境界。清代袁枚改造随园，“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5]，正与陶渊明追求自然的园林思想一脉相承。
二、“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以自由和谐作为园林建造的总体布局理念
陶渊明经营的“园田居”实在是一片和谐世界，这种和谐，包括自然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园田居”里，自然界之万类霜天，不论动物植物、有生命亦或无生命，仿佛被神灵点化过一般，都具人的情感与善良之心，彼此相亲相近，相携相爱。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翩闲止，好声相和。”（《停云》）
“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九首》其三）
鸟儿在庭院中自在生活，鸣唱快乐之音。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拟古九首》其三）
“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亏。”（《杂诗十二首》其十）
“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蜡日》）在自然之风雷雨雪的滋润下，花草树木自由生长。
“园田居”周围的环境，亦是一派和谐景象。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其五）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二十首》其七）
“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
远山近水，飞鸟新苗，真所谓“万物”皆为“得时”。
且看其《归鸟》诗：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
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
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栖。
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
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1]32-33
全诗四章，分别咏归鸟“远飞思归”“归路所感”“喜归旧林”“归后所感”[6]57。诗中之鸟，不论在云中飞翔，还是栖息于林间，都自由自在，欢游畅快，分明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而大自然本身也一派和平气象，生机盎然。
陶渊明亦醉心于同邻居的交往，真诚相交，不存机心。“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一）“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与“素心”的邻里或对饮欢歌，或奇文共赏，或登高远游，或共话农桑，彼此之间不存机心，相处融洽，毫无芥蒂。正如清钟秀所云：“靖节先生品格高迈，而性情则平易近人，盖无往不与人以可亲，人亦无不乐亲之者。”[7]238-239
陶渊明爱自己的家人，亲亲孝悌，疼爱幼小，“园田居”里充满着生活气息与人世温情。在行役归途，客舟为风所阻，“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他思念故乡心切，渴望早日见到母亲与兄弟，情不能已。为彭泽令时，他原计划将作为俸禄的公田全部种秫以酿酒，“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6]611，体现了对妻子的尊重。他怜爱子女，“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和刘柴桑》）。“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归去来兮辞》）俨然一个慈父形象。他在弥留之际，又为自己因贫困累及子女而充满自责，称：“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子俨等疏》）读来令人感动。尤为难得者，陶渊明还将家中奴仆视作亲人，他曾送一力给其子，在信里叮嘱道：“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6]611对佣人亦充满着仁爱之心。
在晋末宋初战乱频仍，国家社会一片破败之际，陶渊明却以仁者之心经营着自己的“园田居”，使其成为世俗之外一片难得的净土，而园林的和谐之境亦需仁心之滋育。不时光顾“园田居”的鸟儿亦自由自在，自去自来，充满着生机和情趣。“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九首》其三）看到家燕去而复来，倍觉亲切。“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停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其五）“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过往飞鸟时时光顾，令人欣喜。
“园田居”里，主人的生活亦自由而安闲，绝少外来侵扰。“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没有人事之扰，陶渊明怡然于自我世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自然的清风因时而至，亦令其愉悦。“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主人身心极为愉悦，精神完全放松。“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置身心于田园幽境，主人陶然自足，怡然自乐。大抵园林之佳者，必以遂主人之心志为上。“园田居”之风貌特色恰与陶渊明返璞归真、追求自由的本性相吻合，二者相得益彰，同振共鸣。
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将园林作为精神上安贫守志的理想之所
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8]，但其归隐又与许多隐者不同，既非逃往深山、远避尘世的山林之士，亦非走终南捷径、藉隐逸以抬高身价的世禄之徒，他只是逃离虚情假意的世俗社会和龌龊不堪的混乱官场而已，所以他将“园田居”托付于贫穷破败却有着淳朴温情的乡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二十首》其五）。所谓“心远”，并不在于身之所处，而在心之所安；惟“心远”，方能居人境而无世俗之扰。“园田居”里的陶渊明“风致孤迈，蹈厉淳源”[6]615，甘于寂寞、安贫守志而怡然自乐。
甘于寂寞。古代士人立身扬名观念极强，视“不朽”甚或过于生命，罕有能真正甘于寂寞者，似陶渊明这样瞻仰曾祖陶侃勋业，耿耿于家族流风余韵者尤难彻底摒弃功名之心。“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诅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归隐之前，陶渊明其实一直摇摆于仕与隐、出与处之间。但当他一旦归隐，便从此抱定意志，坚持信念，高风峻节，不再更改，“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安贫守志。陶渊明归隐以后，生活并不像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所吟咏的那般逍遥自在，尤其44岁那一年的六月，一场火灾将其居室焚烧殆尽，只好住在门前的船中。他需要参加繁重的农事劳动：“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但劳动的成果似乎并不太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二）“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所以，他还需要灌园卖菜、结网编席，“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6]605。即便这样，他还是要忍饥挨饿，乃至到了乞讨的地步。“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但陶渊明不为所动：“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其一）“逝然不顾，被褐幽居。”（《鲁二儒》）“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还吟咏怀想黔娄、袁安、张仲蔚、黄子廉等历代贫士以自厉：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1]123
晚年岁暮，作者饥饿、寒冷，加之贫病交加，生活困顿，乃引历代贫士以为知己，聊慰隐情，示以“介石之操”[7]219。
怡然自乐。物质生活之困顿，对陶渊明的精神并未产生多大影响，更多时候，他陶然于“园田居”里，悠然自得，怡然自乐，“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良辰入奇怀，挚杖还西庐”（《和刘柴桑》），乃至“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陶渊明嗜酒，每每沉醉于酒乡而不顾返，“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二十首》其七）。他曾因贫病而戒酒，但也似乎只是说说而已：“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革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宋书·陶潜传》载：“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9]2288纯乎一片真情流露。陶渊明偏好灌园种菜，“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疏”（《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时运》），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令其沉醉。
陶渊明“放逸之致，栖托仍高”[6]614（《北齐阳休之序录》），在“时人谓之实录”[6]611（萧统《陶渊明传》）的《五柳先生传》里坦露了自己的心迹：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1]175
这是陶渊明以简淡笔法为自己绘的一幅素描，通篇不过二百余字，却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淡泊明志、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的“五柳先生”形象，“唯以自然自足自适为是，最能见渊明之人生态度”[6]506。若能甘于寂寞，安贫守志，怡然自乐，则结庐人境亦无车马之喧。受此思想影响，后世文人园林便不再远赴深山大壑，虽城市村郊亦能坐享山林田园之美。如白居易晚年居洛阳履道里，“竹林池馆，有林泉之致”[3]4354，以“中隐”自诩。明代私家园林，素有“城市山林”之誉，计成《园冶》中有“城市地”造园理论：“足征士隐，犹胜巢居，能为闹处寻幽，胡舍近方图远？”[4]60虽处城市，却胜山林，不必舍近而求远。“邻虽近俗，门掩无哗”[4]60，一扇门即可隔开尘世喧哗。
四、“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将园林作为生活中超脱世俗的理想家园
陶渊明志洁迹远，情趣高雅，既不同于惟以耕作为能的普通农民，亦有别于一般碌碌世俗之士，更迥异于欺世盗名的酒肉饭囊之辈。“园田居”因陶渊明的雅趣而脱俗于世俗园林，这也是后世园林主人向往和追求之境界。
“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10]，读书能令一个人的气质变得高雅，哪怕衣衫褴褛；“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读书亦能令居处变得雅致，哪怕蓬户瓮牖。陶渊明自小即好读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归隐田园后，劳动之余，依然抱卷不辍，“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他尤其“心好异书”[6]606,如《山海经》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他还喜欢与人交流，“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除了读书，陶渊明还偶尔写诗作文，“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闲情赋序》），“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二首》其二），“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游斜川》序），为中国诗歌开创了田园一派。“园田居”虽为方宅草屋，却满园透着翰墨浓香。
“园田居”除了有读书吟诵之声，偶尔亦有琴音，“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答庞参军》），“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9]2288。还有啸声，“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其七），“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弹琴、舒啸，正是魏晋人士追求自由境界、宣示个性解放的风流之举。
“园田居”里的花草树木虽非刻意为之，却也经过了陶渊明的一番选择，除了寻常榆、柳、桃、李，他似有意种植松、梅、兰、菊，稍示其隐者身份。如“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饮酒二十首》其十七），“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蜡日》），“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二十首》其八），“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辞》），“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二首》其二）等。而柳和菊几成陶渊明之标志，亦是“园田居”之文化象征。陶渊明晚年自号“五柳先生”，“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并撰《五柳先生传》。陶渊明作品里提及菊的并不多，不过“芳菊开林耀”（《和郭主簿二首》其二）、“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饮酒二十首》其七）、“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九日闲居序》）等数处，但因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一句，加以“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9]2288之传说，遂令菊花从此姓陶，成为隐士的标志。
陶渊明志洁迹远，举止高雅，园内所植，往往与其志趣相投，“园田居”因主人之雅人深致而呈现出高雅特质。后世文人园林中的日常起居，往往拒俗情而重雅趣，正与陶渊明超脱世俗的园林生活一致。刘禹锡虽处陋室，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11]。林逋隐居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梅妻鹤子”。李清照夫妇屏居乡间十载，自号“易安居士”，在归来堂烹茶赌书。
论及“园田居”，自然要提到“桃花源”。“园田居”是陶渊明在现实生活中经营的园林居所，而“桃花源”则是其寄托理想之虚拟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桃花源”可谓“园田居”之影子，是现实的折射，二者一虚一实，一假一真，共同体现着陶渊明的思想与精神。其实，与“园田居”一样，“桃花源”又何尝不是一座园林呢？“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桃花源”里的景致，不论自然风物，抑或人的生活，恰是一派和平、安宁气象，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之描写极为相似。而桃花源里的人，亦是一些淳朴、善良，有着“素心”之人，他们发现误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热情好客，坦诚相待。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虽然辛苦却由于没有剥削压迫而个个开心，自觉参加劳动且尊老爱幼：“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桃花源诗》）“‘桃花源’的乌托邦情境，是中国传统村落（聚落）寻求‘自在’的思想映射，也是中国传统自然观与人居环境观的理想体现和集体记忆。”[12]“桃花源”既寄托着陶渊明深深的田园理想，亦蕴含着他追求自然适性、和谐之境、心远自安、高情雅趣的田园式园林思想。
陶渊明本无意于园林，非园林理论家，却在现实生活中经营出一个为后世所仰慕的“园田居”。陶渊明的园林思想对后世文人园林产生了极大影响，如南宋范成大在苏州建“石湖别墅”，“盖因阖闾所筑越来溪故城之基，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13]，一派田园景致。他在此吟咏了以《四时田园杂兴》为代表的田园诗，被誉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14]。他还亲自参与农事劳动，写下“今朝南野试开荒，分手耘锄草棘场”[15]等诗作。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在其园林理论著作《园冶》中辟有“村庄地”，书中写道：“古之乐田园者，居于畎亩之中；今耽丘壑者，选村庄之胜，团团篱落，处处桑麻；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门楼知稼，廊庑连芸。”[4]62显受陶渊明园林思想的影响。
曹林娣称：“中国古典园林的陶渊明情结，反映了农耕民族审美的基本特征，代表了封建文人士大夫模式，体现了后世官场失意者的心理需求和价值选择，也表现了陶渊明诗文与园林艺术规律的交互渗透的关系。”[16]“园田居”寄托着陶渊明人生所有的悲欢离合，既面对现实，又充满理想，既枯槁不堪，又富有诗意。而“园田居”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自然适性的园林建造思想、自由和谐的园林建造理念，以园林为精神上安贫守志之所、生活中超脱世俗的理想家园，却正是后世造园家追求、仰慕之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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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丁 静)